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当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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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现有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年年扶贫年年贫,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要想彻底拔穷根,不得不搬出深山,换个环境谋发展。”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
其实,早在2015年启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行动计划之前,贵州已经实施搬迁104万人,而在“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搬迁162万余人。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5年内对近千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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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送房子给我们,哪个不愿搬,最起码到集上买个米方便。”已过不惑之年的赵明刚在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就找到村委会主任刘祥,在搬迁协议书上歪歪扭扭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搬出来,换个活法!”
“国家送房子”给贫困户,赵明刚说的并不夸张,按照易地扶贫搬迁现行政策,贫困户每人可得建房补助2万元,拆除旧房还有人均1.5万元的奖励。赵明刚这个六口之家总计可得补贴21万元,安置点的新居按照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的面积建造,这21万元不仅能覆盖建房成本,还有结余,由政府统一进行简装修和配置基本家具。
搬出来,换个活法。依托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等安置地的承载能力,或商或工或农,已成为贵州各级党委政府斩断深山区、石山区穷根的共识。毕节市曾对407户1668名拟搬迁对象作调查,其中希望搬迁的有369户,占90.66%;21户不愿搬迁,仅占5.16%。而留守上冲的18户贫困户,只有两户仍然选择不离故土。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最大的担忧仍然来自生存,“搬出去吃什么?”这几乎是每一个面对面动员群众搬迁的镇村干部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
“下去没得活路,在这守着几亩土还能过生活。”赵登银83岁的堂哥赵登荣说。赵登荣不愿搬迁的另一层原因则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守着祖宗的地,过着祖宗的生活”是他头脑里难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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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路
以“有的吃”回应“搬出来吃什么”的疑虑
搬迁当日,赵殿江是临近中午11点在移民社区领的新房钥匙,他和媳妇吴启珍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打量遍这套10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角角落落,而后瘫在松软的沙发上,像老牛反刍似的回味着眼下的一切。
将赵殿江从这股兴奋劲中拉回来的是“咕咕”叫的肚子,吴启珍朝着茶几旁从老家背来的半袋子玉米努努嘴,他摸了摸揣在内兜里的600多元钱,“搬出来吃什么”的乌云重又聚拢在头顶,莫大的沮丧顿时袭来。
拈出一张红票子到楼下平价超市买了少许米菜,好歹对付了午饭。碗筷还没收拾,社区干部罗海丽上门了,带来3个月的民政救助金和一张就业推荐安置表。一张红票子还没花完,赵殿江就到社区隔壁的长田国际家具产业园干起了搬运工,月工资3000元,管早中晚三顿饭。
同在家具产业园做搬运工的老表刘兴会,之前在贵阳的建筑工地干活,扛过50公斤一袋的水泥,冒着酷暑在楼顶打过钢架,一张黝黑的脸膛是风吹日晒的记录。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兴会已打定主意不再外出,“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安安稳稳是最好的结果。”
移民安置点的选址颇有深意。“安置点位于县经济开发区的中心位置,经开区目前已入驻近300家企业,可提供就业岗位2.6万余个,既能就地就近解决移民就业问题,又能解企业‘招工难’的燃眉之急,一举两得。一户有一个人稳定就业,就能基本实现全家脱贫。”惠水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花仁富说。
惠水县创新实施“迁企融合”模式,以就业岗位确定搬迁数量,同时对企业实行每安置一名搬迁群众给予10万元贷款贴息的扶持,确保每户搬迁家庭有一人以上实现转移就业。经开区安置点目前已入住205户909人,转移就业450人,实现户均2.2人就业。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说,“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科学选择安置地和方式是使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第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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