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经验分析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学科品质，强调通过各种调查方法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从中概括和提升结论，并理论化地回答研究问题。伴随着追逐经验发现和理论洞见的脚步，大量极具启发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完善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建设、推进社会改革深化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透过经验资料提炼理论的过程中，有三种存在风险的现象值得商榷。
第一种现象可被叫作“快用理论”。其主要表现是：缺乏足够的资料支持，仅从有限而浅层的现象就得出事实性的结论；或者没有经过细致的分析和推演过程，仅凭简单的甚至臆想的逻辑，就上升到创造概念和对话理论的层次。这就如同一部电影，缺乏角色行为和故事情节的铺垫与推进，也没有镜头语言和细节刻画的精心运用，就力图将人物形象、宏大叙事、思想宣教都植入观众的印象中，虽然想讲的道理都没错，但效果无疑是空洞和苍白的。
第二种现象可被称为“泛用理论”。其令人惋惜之处在于，研究者在获得了相对扎实、充满细节感和内部差异性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并没有调用或创制足以匹配资料的分类体系、系列命题或理论框架来对事实进行恰当的解释，而是套用宽泛的、普适的并无具体针对性和精确解释力的理论，给研究过程画上充满遗憾的句号。在这类情况下，常被请来的“现代性”“身份认同”“需求层次”等理论放在哪儿都不会出错，但到底是辜负了调查工作所获得的生动资料，仿佛在辛苦勾描的、妙笔生花的工笔画上，草草泼上了一盆墨，种种精谨细腻均被掩盖。
第三种现象是“错用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往往脱离既有的事实材料基础，得到了方向有偏差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进而勾连了并不恰切的理论。比如，调查资料其实清晰地显示出了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却在分析中运用了冲突与对抗的理论；在案例中看到了行动者主动的选择与服从，却在结论中写成单方面的权力和压制；等等。这类研究往往预先安排好了结局，无论做不做调查、事实如何，总要按计划宣读某份与主体内容并不贴切的判词。
导致这三种现象的原因越是复杂隐秘，规避其中风险的操作越是精密细致。这其中的学术技艺由几代社会学者精心修炼而成，也须我们继续打磨雕琢。那么，研究者可以从哪些方面传承与发扬学术技艺，进而避免从经验到理论的风险？
首先，研究者须在价值层面保持客观与开放。研究者囿于自身的主观立场、道德判断、惯性思维、文化优越感，或由于对某种理论的执念过于强烈与刻板，套用理论模型、研究框架或政策话语，过早、过快、过于武断、过于笼统地指向某种结论，而非寻找事件自身的逻辑，从而影响了资料分析的具体过程。其实，在社会科学范式形成的初始阶段，滕尼斯就指出，为了保证对现实认识的客观性，必须在认识过程中摆脱任何价值因素和道德感情。马克斯·韦伯则对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进行严格的区分，提出“价值相关性”是指研究工作开始之前的主观兴趣，以及研究完结之后应用结论时的主观目的性；而“价值中立性”是指研究过程应不掺杂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以无偏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从价值层面上讲，回归滕尼斯和韦伯的主张，“悬置”来源于研究者既有知识体系和信息结构的预判，避免“先见之明”“专家视角”“价值审判”对研究过程的干预，对事实保持敬畏、倾听、开放的态度，是有效规避从经验到理论的风险的先决条件。
其次，研究者须在阅读层面尽力延伸与扩展。研究者调用宽泛而不契合的理论或并不适当的理论，常常只是因为“武器库”里的库存贫乏，没有更合适的概念工具或学术观点可用，无奈之下只得操起一件还算熟悉的兵刃匆忙招架，使得不太对劲儿自然是难免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一人一本成名书”的阅读模式，在对某些理论家具有代表性的一两部经典作品及其提出的抽象概念进行学习和膜拜之余，缺乏对作者的生命史、创作背景、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决定的理论适用范围的思考，缺乏对作者思想的转变过程、其所归属的学术脉络的转向过程、学派之间的对话过程的把握。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听歌只听某些成名曲、单曲，甚至只记住了一两句歌词，而不听专辑，不了解曲风的转变，对潮流与趋势更无关注，在评点具体风格时自然难有凭借。因此，在阅读层面要避免一叶障目或盲人摸象，在纵向上延伸阅读的链条，比如不仅知道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的“国家的视角”，更要从“弱者的武器”“反叛与生存”“自发性与抵抗艺术”等角度进行全面的了解。同时，在横向上拓宽阅读的幅面，比如在接触到资本与技术的视角、文化与伦理的视角、家庭与关系的视角之后，再回头看某些主题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就不会成为唯一的选择。
再次，研究者须在经验层面持续贴近与深入。很多研究在选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其经验资料的失败，因为研究者的生活经历距离研究对象的日常世界太过遥远，由此极有可能造成对传统聚落之生计结构和民间习俗的不了解、对作息节奏和饮食习惯的不适应，或造成对特殊人群之文化氛围与内部话语的不理解、对沟通方式与交往习惯的不认同。冷门生僻的领域固然如此，而即便在研究相对成熟的政府行为和企业组织等领域中，这类现象也并不少见。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本就缺乏、也很难构筑起一套互通共享的话语体系，更没有一种共生共情的互动关系。所谓的调查过程一直是在表面、浅层徘徊，在访谈、座谈、外部观察等常规调研中观看“前台展演”，而无法进入自然状态中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最终，作者基于“悬浮”的材料进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式的解读，用自以为适当的理论，为他们自以为理解了的行动者与事实代言。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研究者在选题的时候就需要考虑自身与主题领域之间的贴近性，考虑田野调查的可及性。这种贴近与可及并不是物理性的、肉身到场意义上的，而是在文化、生活、情感和融入意义上的贴近与可及，唯此方能构成深入调查和移情理解的前提。当然，在经验层面还需要强调的是，尽可能从多个角度获得关于事实的陈述（如劳方和资方的不同声音、村委成员与村民的各自立场、上级与下级的分化态度），尽可能连续地把握事件过程（如前因后果、不同阶段、重要转向及其背后逻辑），尽可能原汁原味地重现当事人的表达、说辞和解释（而不是过早地用研究者的学术化表达和概念化语言来替代）——陈述的多元性、事件的完整性、文本的原生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勒紧研究者臆想的缰绳，最大限度地将理论的霸权关进经验的铁笼之中。
最后，研究者须在分析层面把握节奏与幅度。前面述及的风险有很大可能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是，研究者在思考中完成了对经验资料的解读、概括和提炼的过程，而在写作中没有更清楚地交代和展示中间的分析与推演，在直观上造成了基础事实与宏大理论之间的割裂感，也就是所谓的“快用理论”的结果；另一种是几乎没有分析和提炼的过程，对现象稍加描述之后，“摆事实讲道理”变成了“摆事实扣帽子”——帽子选大了就成了“泛用理论”，帽子扣偏了就成了“错用理论”。在分析中或可通过这样的做法来适当减少风险：一是逐级分析、层层递进，将访谈或观察所获文本的自身逻辑和关键表述作为初级发现，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事实层面的概括即为中级发现，以此为据汇聚而成的基本结论（即“事理”）则是相对高级的发现；二是从“事理”到“学理”的提升要秉持审慎推论、有限推广的态度，尝试将研究结论放置于其他相似群体或更大背景当中，考察其适用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范围，从而确定微观局部的经验发现能否上升到宏观理论对话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