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加快，弘扬孝道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有关的文化产业便应运而生。

　　“1974年，我当时是组长，他叫张忘义，是我的会计。我们当时正在修建一条钻前公路，我和张忘义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他与炸药厂的人合伙分摊了7000元钱，却说是我批准的，而这件事情，我压根儿就蒙在鼓里。放到现在，7000块钱不算什么，可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全国还没有多少万元户，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多元，专案组下来调查的时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我。专案组的人认为，这7000元钱案件的背后，我一定脱不了干系，因为我是组长，只有我有权力批准这么大的资金数额。当专案组问起我的时候，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知情。专案组见我不承认，转而问张忘义有没有问题，出于朋友道义，我全力为张忘义辩护，说他没有问题。”

这是李老师回忆录的片段，李老师今年已是80岁高龄，是西安交通大学退休的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李老师一生秉持着一个原则做事：把对方都看作是君子。而事实是，名利场，小人远远多于君子。每一次好心的帮助，结局不是背叛就是官司，留给李老师的，是深夜里无数的冥想和失落的叹息。每一次，李老师都告诉自己不能重蹈覆辙，可李老师还是走了老路。善良是一种本性，很难改变。但在某些人眼里，善良成了一种软弱可欺。人生中有无数的黑云压顶，但心中有光明的人，不惧任何黑暗。有一种善良，叫做好人自有天助。

李老师的回忆录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交给了一家传记公司代写。

李老师说，这样做，对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我们只说说我们的人生历程和一些感悟，现在没有那么多精力，眼睛不好用，手也不是很灵活，写起来力不从心。我把撰写的工作交给他们这帮年轻人来写，节约了很多时间，而且他们做的很专业，不管从结构设计上还是内容组织上做得都非常到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以旁观者的角色来写我的人生，这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也许对我的人生能有一个更全面的总结。

　　李老师口中的“他们”就是西安泰踪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致力于回忆录写作。谈及为何要给为老年人写作回忆录，公司总经理白锦虎说，“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老年人留下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弘扬中华孝道文化，这是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白锦虎说，老年人都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他们很想跟其他人诉说一些往事，或者说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可是孩子们都忙于工作，没人陪他们说话谈心。同时，人年纪越大，更愿意回忆过去，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都是他们人生的经历，也许越是苦涩的人生越值得品尝。其实，过往的岁月永远是美好的。所以，我认为，帮老年人去留下这些美好的记忆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白锦虎说，我们公司为老年人提供的是一整套服务，包括前期的创建写作提纲、与老人一对一的访谈，中期文字编辑、润色、专家校稿，后期装帧成书，而老人们只需要和我们一起聊聊过去就可以了。我们帮助这些老人用最平实的话语记录过往的人生，就像是老年人给后辈讲故事一样。

他还说，公司的访谈员和编辑都是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都是一帮有朝气有活力的年轻人，面对老人们几十年厚重的人生，他们资历似乎显得有些单薄。然而，他们喜欢面对这些老年人，就像是听自己的爷爷奶奶在讲故事，这对他们自己的人生也受益无穷的。

访谈员张野说，自工作以来，我已经给60多位各行各业的老年人做过访谈，我从这份工作中获得的更多的是成就感和幸福感。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可能我父母都很少提及，但是这些长辈都非常耐心和慷慨的把他们的经历完完整整的讲述给我，让我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学到最直接最现实的道理。这在学校里或者以前的工作中是学不到的。同时，有人能把他的人生成败得失向你和盘托出，这本身就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随着和老人们交流的不断深入，工作人员获得了老年人充分的信赖，有些甚至成为忘年交。访谈员用足够的耐心和巧妙的语言打开了老人们尘封的心扉。老人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向他们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反思着自己的一生，这样的交流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这些年轻的心灵。

出生于80年代末的张野说，在那个年代，坚贞的爱情使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爱情观；人们无私的付出使他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世间的温暖；老人们艰难的求学经历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这份工作使他感受到了人生是多么的精彩，因此更加珍惜与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的分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