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易投（www.zhongyuanyitou.com）黎远把所有文件扔进了碎纸机，按下开关，一阵轰鸣声过后，办公室归于沉寂，他静悄悄地把门掩上，离开了他所供职的第 4 家投资机构。同样被他留在身后的，还有长达 7 年的投资生涯。

吴青曾在一家准一线美元基金工作 2 年，投了一个项目。即便出手过，成就感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奢侈品，「投资人的学习很分散，不会在一个项目上投入过多精力，所以学到的东西很难系统化，而这种碎片式的的知识无法带来明显的成就感。」

吴青对自己这段投资人的经历颇有无奈，「这 2 年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对于自己投的项目是否成功也无法检验，只能交给时间。」

比起飘忽不定的成就感，如影随形的焦虑感更加折磨着这群年轻人。

对于极少数有机会出手的年轻投资人，品尝所投项目的失败总是痛苦的。周奕跳槽到一家新基金没多久，他在老东家所投的第二个公司就宣告了死亡。

其实，周奕心里对这个结果早就有数，但这个过程依然令他倍感煎熬。「投的时候合伙人就说这个项目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但还是鼓励我放点钱试试。在投了之后的 3 个月里，产品的数据已经越来越不好，那时每天都很焦虑，好像在等着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而那些还活着的公司对他来说同样也是焦虑的来源，尤其是当他知道公司现金只能再支撑 1、2 个月的时候。「每天晚上 12 点躺下后，这个公司过往的一切会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放个不停，持续好几个小时。」

能尽早品尝失败的周奕已经属于幸运的少数了，因为他所在的机构很有魄力地给予新人大量的决策权。而更多的年轻投资人根本无缘体会到扣动扳机时双手的颤抖，他们全部的焦虑几乎都集中在前期 sourcing 上——不少喜欢做研究、求知欲旺盛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就意外地发现：这个行业更需要他们的 social 能力，这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

尽管不少投资人的热情和坚持被焦虑、不安、迷茫、失望所蚕食，但也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对这份职业爱的深沉。在被挫败拽入谷底后，他们总是选择看到希望，然后拍掉身上的尘土，再次出发。

如今入行 3 年的周奕已经辗转过 2 家投资机构，投出过数个估值在 1 亿美元上下的项目。他说，「目前对这份职业很满意」。但实际上，这几年他也并非一帆风顺。

头 5 个月里，周奕一直处于认知和判断缺失的阶段。「当时我没有自己的视角，没办法从自己的过往经验来判断一个项目好不好，非常依赖于同事和老板的反馈。」 

但他一直在调整，试图把自己从迷茫中解救出来。

第 6 个月，他终于鼓起勇气自主推了一个项目上去。这个「第一次」是他强逼自己学会下判断的开始。「合伙人给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多本不该给予的权利和责任，这逼迫我不得不提前成长。」 

这种成长虽令人痛苦，但也帮他更快的看到希望。

他变得更加努力。2015 年下半年，已进入第二家机构的他花大半年时间把自己关注领域内所有的项目几乎都看了一遍，开始对行业有了自己系统的判断，尤其是对市场上被疯狂追捧的项目也有了不从众的观点。「现在，至少在我关注的领域内，合伙人都会相信我的判断。」

巧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在第一家机构出手的项目也开始有了亦或好坏的结果。「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这么过了那个急于靠投项目证明自己的阶段了。」

角色的转变让他的思维方式开始更加接近一个成熟的投资人。「我会开始更加关注项目自身能不能赚钱，或者是不是一个能够 save the fund 的项目。」 看着 3 年时间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成长，他更加坚定的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但跟周奕这样能够自己拿项目，甚至体验跟 3、4 家机构的 VP 一起抢项目的投资人相比，许扬杰就没那么幸运了。

「将近 2 年的时间里我推的项目老板都没有投。」并且，由于自身机构投资方向的转变，他所关注的市场对于公司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整个 2016 年我几乎都在休息。」

虽有焦虑，但他却并没有对这个职业丧失信心。投资人的身份让他可以不断接触到那些「最聪明的人」。并且，因为在投项目上没有了压力，他可以不带目的的、轻松的与这些聪明人交流。「我对今日头条很感兴趣，就通过各种方式认识了二三十个头条的人，把这家公司彻底了解清楚了。做投资不一定非要到处聊项目，一个典型案例同样可以带来很多收获。」

虽然暂时离开了 VC，戴康言谈间依然流露出「很可能过几年又回来了」的憧憬。「当时跟我的老板商量过，他建议我去一家创业公司锻炼一下，这样如果再回来做投资的话也能更好的理解公司。」

吴青也是如此。「做过 FA 之后再回到买方，会更有耐心应对那些不可控的事情，好好等待机会。」

想要留在行业里的投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练得坚硬又平和，让它能抵抗情绪的干扰，这是他们让自己走下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