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古代汉语、文献语言学、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西夏学。著有《西夏文献丛考》《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金代女真语》。
中国民族文字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曾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文字。中国是世界上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傅懋勣曾统计古今少数民族文字共57种。聂鸿音认为民族古文字有近40种，而加上20世纪以后传教士创制的民族文字，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内创制完成试行的文字，中国古往今来的民族文字当近百种。
中国民族文字一般以辛亥革命为限，分为古和今两种类型，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境内创制或借用的各种记录汉语之外的民族语的文字均可称作民族古文字。民族古文字的使用年代最早可追溯到2—3世纪，如佉卢文，大约于2世纪在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使用。它们的产生和来源多样，除了仿汉字的方块壮字、方块白文，利用汉字结构创制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之外，有些是源自域外古老的阿拉米字母，如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粟特文进而衍生出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有些源自印度的婆罗米字母，如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傣文、藏文等，而作为元朝“国字”的八思巴文则依藏文变化而成。这些民族古文字和汉字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字的百花园。
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指出：“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信不仅为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也为我们从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命题和新使命，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具体而言，民族古文字研究在“十四五”期间肩负的新使命有如下方面。
第一，传承“绝学”，培养精通民族古文字的稀缺人才。学界一般把于阗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满文等民族古文字称作“死文字”，是基于曾经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已经融入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民族主体使用它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如果研究这些民族的古代历史、语言和文化，只有通过遗存文献的释读才能实现。早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开始设立“特殊学科”的传承保护项目，中国民族古文字方面主要由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主持。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增设“绝学”项目，而从2020年开始，社科基金又设立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规模堪比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批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项目得以立项，如段晴领衔的“北京大学胡语文书研究团队”、孙伯君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团队”、吴元丰领衔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文献研究团队”。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把民族古文字纳入“绝学”加以支持，其宗旨即是保护和传承古文字研究，培养该领域的稀缺人才。
第二，聚焦“民族文献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理论与平台建设，于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中贯彻汉字研究的考据学方法，建构和发展本学科的基本理论，融通“汉语言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两大学科体系。目前，各大院校中文系设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等课程只包括汉字、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很少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民族院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也很少涉及古汉语。今后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应该借鉴汉语言文学领域的考据学方法，着眼汉语与民族语的接触、影响与互证，广泛搜集整理民族古文字所记录的语言事实，不局限于为民族语提供资料，要为分析汉语通语与方言的语音变化提供实证，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内容纳入传统的“汉语言文学”大系统，打通学科壁垒。民族古文字文献中有很多对音材料，对这些番汉对音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可以弥补汉语韵书《切韵》和《中原音韵》等汉字归类字书之不足，为拟定汉字音值提供宝贵材料。同时，民族古文字文献中大量译自汉语的儒家、佛教经典，也堪为研究汉语的历时音变、词汇演化、语法构成，以及宗教文化的传播历史提供参考。辽代以来，北京话的前身近古官话的形成，与汉族和阿尔泰民族长期接触的语言背景不无关系。在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下，现代北京话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通语的发展演化和方言底层的横向传递均需要民族古文字的对音资料加以佐证。
第三，深入研究民族古文字中的文字“活化石”，为文字发展史和文字类型学提供理论支撑，把“民族古文字”纳入“中国古文字”和“普通文字学”研究的大框架。从远古到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近40种民族古文字。尔苏沙巴文、纳西东巴文等“助记符号”启发我们在普通文字学方面深入思考文字的性质及其与语言的关联方式。民族古文字的造字法对汉字会意、转注等造字法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及其灵活采用“音读”与“训读”的形式借用汉字，极大地丰富了汉字“六书”及其理论。民族古文字异常丰富的来源、形态及其系统类型，为普通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比如哇忍波创制于1923—1927年的傈僳音节文字，总数989个文字符号，大多是由弧线、曲线构成的图形符号，形态较为原始，但却是典型的音节文字，能够比较全面地记录傈僳语音节，堪比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凉山规范彝文方案。傈僳音节文字的创制启发我们思考如下问题：（1）判断一种古文字成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这种文字字形的符号化程度，还是这种文字发展历史的久远程度，抑或是能否完备地按照语词次序记录语言的最小单位“词”或音节？（2）与傈僳音节文字一样，中国境内出现的民族文字大多是由某个人一次性创制的，如藏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汉字发展史上也有仓颉造字的传说，《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但古往今来，学界都对汉字是某个人创制的持怀疑态度，认为汉字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传说中的仓颉未必真有其人，即使有也无非是做了一些整理和统一工作。如《荀子·解蔽篇》所言：“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无疑，民族文字的创制过程为理解“仓颉造字说”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第四，深入挖掘民族古文字文献中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揭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情，构建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文化大系，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丰富多样的民族古文字所记录的历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十五史”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民族古文字文献可以与汉文史料互证，从“他者”的视角呈现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在与中原王朝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具体表现在推行了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以及通过翻译大量中原王朝的书籍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西夏翻译的典籍涵盖中原典籍的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其丰富程度为中古少数民族地区之最。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认为孔子是“万世所尊”的“有大功德者”，纷纷效仿中原王朝为其建庙、春秋祀奠。今后的民族古文字研究，应该全面地研究民族古文字文献，揭示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理解方式和接受方式，揭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情，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和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素材，从而构建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文化大系，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第五，建立民族古文字文献基础资源库，搭建民族古文字数字化平台，把民族古文字研究带入数字化时代。随着国力的提升，国家投入了很多力量保护民族古籍，近年，很多民族古籍得以入选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同时，国家也花重金把流失海外的民族古籍拍摄回来出版刊布，这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数字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不过，目前民族古籍的数字化大多仍停留于刊布图片、扫描存档的阶段，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数字化，原因之一是民族文字字库的研发严重滞后。有鉴于此，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中华字库”工程，其主要目标是要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重点研发文字的编码体系、输入、输出、存储、传输以及兼容等关键技术。其中第18包“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主要任务是研制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字符库和输入法方案；第19包“少数民族现行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计划研制全部少数民族现行文字的字符库和输入法方案。目前这一工程接近尾声，建立在统一平台上的全部少数民族文字的字符库接近完成。
在当前的形势下，民族古文字的数字化任务应该是建立民族古文字文献基础资源库，搭建民族古文字数字化平台，解决古文字研究发展的瓶颈。下面几项任务尤为紧迫：（1）设立服务于语言学、历史学等研究目标的民族古籍数字化项目，数字化内容包括：古籍的著录、图片的扫描和归档，对古籍进行电脑录入，用“四行对译法”加以解读，对句子成分进行“语法标注”，具备检索功能等。（2）设立“民族古籍保护与数字化研究中心”，从国家层面统筹管理，加强研究团队建设，以老带新。民族古籍研究普遍存在学科带头人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今后课题的设立应该重点考虑国内各文种的学科建设和布局，优先支持各文种的代表性专家和有研究基础的重点基地的团队建设。（3）重视多文种资料的关联研究，构建大文献、大历史的学科视野，服务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
综上，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不仅能够构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对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对建构中华民族各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均能提供重要的参考。有些民族古文字曾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王朝的“官方文字”，其文献内容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呈现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西方国家研究辽、夏、金时，往往把契丹、西夏、女真等民族的历史放在中亚史范畴。如果我们不培养该领域的人才，放任民族古文字成为真正的“绝学”而无人可识，那势必把该领域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随意解读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