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没考上大学。我并不沮丧，因为班级同学没几个考上的。在那个时代提高考，人们总是漫不经心，获得高中文凭，就足以在社会立稳脚跟。
我从小过着优渥稳定的生活，父亲是省委机关干部，母亲是师范大学职工。四个兄弟姐妹中，我与父亲关系最紧张，却依然凭借父亲的关系进了工厂。在全省最大的国营印刷厂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排版车间，我成了一名学徒工。在电脑刚刚普及的年代，每天坐在厚脑瓜显示屏前敲打键盘，可谓是一种奢侈。
酒足饭饱之余，我常常怀想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岁月。我总是一手握着酒杯，另一只手的食指随着音调起伏，在桌沿上有规律地敲击，模仿着宋丹丹演出小品时的口吻，骄傲极了。30多台大电脑，一个车间，从领导到学徒工就好几十人！”
每周五晚，所长会在不到100平的舞厅举办员工舞会。每逢中午轮换岗位，我和四五个同事还会溜进隔壁啤酒屋，喝得红光满面。两毛五一瓶的沈阳黄牌，一个人就能造六七瓶，点上一盘花生米，一盘拌干豆腐，炒个溜肝尖。年轻职工没有鸡毛蒜皮的烦恼，日子更是逍遥。
但好景不长，安稳岁月很快被打破。很快就迎来了下岗潮。国营企业连连亏损，不堪重负的国家决心改革，号召企业破产重组，工人下岗再就业。沈阳的大街小巷，响彻着 “从头再来”的歌声。
刚20岁出头的我清醒地看见，私人印刷厂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国营厂子是怎么都竞争不过私人印刷厂。全成、美程、北陵、新干线……数不清的私营印刷厂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刷新了这座城市的产业图景。
我所在的排版部门，被研究所连机器带人一起转卖给了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
公司。这是一家私人工厂，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岌岌可危的研究所任由单位分配岗位，要么放弃国企工人身份，在私企打工。
1996-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来产权改造运动，下岗工人总量达到1500万人。所里的印刷机器老化，管理愈加消极，零件坏了，报修设备科，我们会一直拖到交稿前一天，领导们却不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有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所长只会打空话，厂子前途堪忧。
最终，我选择从国企下岗，跟随部门转到新私营单位。我很庆幸，进入私营工厂后，我由排版部门换到业务部门，凭借出色的洽谈能力，在短短5年内升任了业务经理。我主要负责对接出版社，拉印刷业务，监督工时，并交付成品，完成一定基数还能获得提成。
再就业后，我听说一个同行老业务员65岁还在干。我觉得，自己也能干到那个年纪。在印刷行业浸润了30多年，我对这个行业明里暗里的规则轻车熟路，我不曾料想的是，变化远没有结束。
2015年，一纸红头文件改变了行业状况出台《印刷业务集约管理经营管理办法》。媒体解释说，这是“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挖潜内在活力”。对私营印刷厂来说，这意味着失去出版社的印刷订单。全省最大的生意来源，随着这份文件消失了。
看到文件标题的刹那，我明白，又要重新洗牌了。我记得很清楚，“也就是那几年，要开始振兴东北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又不行了。”
两大国营工厂突然合并，成为集团直属印刷大厂。集团投入巨资，重新装修出版大楼，用原地皮变卖的资金，购买进口设备。同时，各大出版社被要求对外下调印刷价格。
我所在公司的设备只适合印刷教材书刊，根本接不来
广告和宣传单的活。过了春节，老板干脆直接转卖了机器。开了21年的厂子，没了。经历过下岗的我意识到，要找新工作了。
30年的从业经验，是我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最大本钱。我和妻子不同，妻子曾在初中毕业后考取会计证，念过两年大专。对于50岁的中年人，知识和体力都不再是竞争的资本，只有真正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才能在飘摇的社会里站稳。
依靠30年的行业人脉，我在一年内辗转了几家印刷厂，换了好几个新老板，总归在一家厂子固定下来了。目前印刷厂和出版社之间，几乎断了合作，我只能联系社会上的私人图书发行商，接一些排版订单。有时还能接到企业文件、手册之类的印刷订单，这才没让印刷机器彻底荒废。
到了月底，我甚至不太好意思拿工资。现在，我拼尽浑身解数为公司揽的业务，也抵不上过去业绩的一半。每个夜晚对我都是煎熬，我害怕第二天太阳升起时，曾经任职的印刷厂倒闭场景会重新上演。
